■卢晓东

今年3月初，上海财经大学发布2026年本科生转专业指南，首次宣布取消转专业的成绩限制。这表明，上海财经大学更深刻把握住了教育规律。这也意味着，越来越多中国高校开始按照教育规律进行人才培养，这是2026年中国高等教育持续进步的年度标志。

那么，降低转专业门槛的本质是什么？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陈洪捷在其成名之作《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中，将德国古典大学观的核心概括为四个重要概念——修养、科学、自由和寂寞，其中自由又分为“教的自由”和“学的自由”。降低转专业门槛，本科生就有了更大的转专业自由，也就有了更多“学的自由”。

目前，本科生转专业主要受到三方面的限制。

第一，高考成绩的限制。2005年，北京服装学院在该校《本科学生学籍管理规定》（试行）第二十二条中这样表达这一限制，“不同招生录取分数段间不能互转”。对于这一条，仍有观点认为，这关乎“高考成绩的专业公平”问题。高考后的学生进入大学时已更加成熟，在大学这一新的场域中对自己、对世界会有新的认识，我们需要给予学生“学的自由”，这是他们能够成才的关键条件。在学生已经长大一岁、两岁之后仍然固守高考成绩的专业公平观，无异于刻舟求剑。当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大学彻底废除了转专业中高考成绩的限制。

人有一个本质特点，就是在环境场域的不断变化影响中会对自己的未来产生新的认识和抱负，并不断重新规划人生方向。他们的抱负和可能性一旦与外部教育环境更好地匹配，就可能转化为现实。从这一点看，不允许转学的规定，在过去30年中可能使一些潜在的领军人才失去了更好的发展机会。只有彻底废除陈旧的、僵化的高考成绩公平观，转学才可能得以开启。转学往往是世界科学中心形成的重要条件之一，是拔尖创新人才得以涌现的关键，也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转学的本质，就是“学的自由”（见《中国科学报》2026年2月24日《“优本扩容”何以实现一举多得》）。

第二，学生进入大学之后的成绩限制。2005年，北方工业大学在该校《本、专科学生学籍管理规定》第三十七条中这样规定，只有“本专业同年入学的在籍学生中，平均学分绩点列前2%者”，才有资格申请转专业。2013年，山东理工大学在该校《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办法》（鲁理工大政发〔2013〕123号）中这样规定，只有“学习成绩优秀，学习成绩专业排名前30%”的学生，才能申请转专业。

不得不说，以上这类规定存在一个悖论。比如，学生A成绩在数学专业居前30%，这通常意味着其在该专业学习较为顺利，他应该继续留在数学专业才对。需要转专业的，恰好应该是那些大一数学成绩不佳的学生，以及排名后30%的学生。上海财经大学今年的改革之所以值得褒扬，就是破解了这一悖论。

第三，学生转专业还可能受到学生当下所在院系的行政限制。在转专业申请程序中，很多大学都规定，学生转专业需要现在院系的行政批准。由于要完成教学工作量，现有院系并不希望学生转出。因而，在这个环节，学生现在的院系就可能设置障碍，不批准其转专业申请。2017年，北京大学的改革十分坚决，一方面学校理论上不再设置转专业名额限制，另一方面规定学生申请转专业不再需要原院系批准。北京大学的改革从学生发展出发，淡化或彻底去除了学生的院系身份归属，去除了原院系对转专业可能的行政限制。

通识教育的一个英文对应词为General Education，另外一个英文对应词为Liberal Education，直译就是“解放教育”“自由教育”。这意味着，通识教育会帮助学生从某种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他们获得学习自由。学生有可能被什么束缚？束缚当然很多，如学生可能被世俗、就业、高考的一时成败、金钱、权威、经典文本、范式等束缚。从某种角度看，在高考时就选定了专业的学生会被其专业身份束缚，被其所在院系束缚和限制。实践中，这是大学“有形的身体”对学生最大的束缚。降低转专业门槛，给予学生更多的学习自由，是既往多年通识教育、素质教育改革不可逆转的潮流，也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在这个大潮中，2026年3月，上海财经大学站在了潮头。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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